陈高傭（1902-1976）是山西平遥县杜家庄乡杜家庄村人，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、教育家。1923年入学北师大，1925年在校期间就出版了《名理通论》。1927年陈高傭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，1930年回国，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、国立暨南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上海政法学院、沪江大学等学校任教，还担任过中华学艺社编委、上海教职联合会执委等。1935年与陶希圣等十大教授联名发表《中华本位文化宣言》，在文化界引起轰动。同年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表《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》。1938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办事处编审组主任，主编《世界文化》杂志，宣传抗日主张。1939年任暨南大学文学院史地系主任兼该校南洋文化研究馆主任。1945年任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部京沪联合办事处主任。同年秋创办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并任校长，兼《中国新闻》《新文化半月刊》杂志负责人。1949年他拒绝跟随国民党去台湾，又放弃香港英国皇家学院聘请，到西安投身大西北文化教育事业，先后任西北大学、西安师范学院、陕西师范大学等院校教授。

他在当时在著名的暨南大学历史系任教（暨南大学八十年校庆时追忆：八十年来，历史学系先后有周予同、周谷城、陈高傭、沈炼之...等诸多史学大师执教，铸就了历史学系沉潜厚重、究心学术的学风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)，教学期间主编了《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分类统计表》(全套十册)，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陈高傭先生著作《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分类统计表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（上中下三册）

该书汇编并统计分析了从公元前246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起，到1911年清朝灭亡为止的2000多年间的天灾人祸历史史实。书中采用中西历对照，以年表形式逐年记述，书后附有历代天灾人祸统计图表30余幅及近代学者对灾害的研究论文多篇。该书应用数理统计的科学方法，观察历代天灾人祸发生的频率波动，以此证明人类生活的两重环境（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）存在密切关系。通过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社会现象，说明天灾人祸也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。还介绍了中国古代防疫情况：历代防疫工作虽然也有效果很好的个别案例，但就总体看效果不佳，防治范围也极其有限。大多数贫苦家庭每遇大疫，仍无获得医治之机会，唯有坐以待毙。

该书初版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为线装一套十册，只印刷500部，在学术界颇具影响，时任暨南大学校长的何炳松先生在为此书作的序中说：“这部书，篇幅的繁重，材料的充实，凡例的缜密与编制的新颖，无论读者一瞥的翻阅或吟味的通读，都自能得到深刻的印象，而将不能自已地发为赞叹。至於这部书有助于中国社会史、经济史、民族史、政治史的研究，而必能促使尽善尽美的中国通史早日产生，更是中国从事史学研究者所知晓，都不待我再费辞多说。”

该书后来于1986年6月由上海书店影印再版，在社会上再次引起强烈反响，被英国皇家学院图书馆珍藏。2006年北京图书馆再版。目前商务印书馆又一次再版即将面市。为研究中国通史以及社会史、经济史、政治史、民族史、水利史、气候学等可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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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高傭先生一生教书育人，讲课很受学生欢迎。暨南大学八十年校庆时追忆：因为有周谷城，郑振铎，陈高傭这样的大师，他们的历史系最有名。他治学严谨，著述颇丰，积极创办进步刊物，还长期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同乡著名学者侯外庐。

陈高傭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表现优异，我们家乡平遥当地流传：陈先生曾被日本天皇问计如何统治中国，他的回答掷地有声：这是无法实现的梦想，日本必须撤兵！小小岛国岂能吃下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！这几句话，激怒了站在旁边准备倾听教诲的天皇的儿子，差点被他当场刀劈！

平遥当地有关陈高傭的事迹传说还有很多。他192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期间,就与平遥县早期革命者李舜琴有联系。李舜琴是平遥县净化村人，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25年在北大上大学期间，与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的陈高傭等成立了“群新学会”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，后来又创办了刊物《新时代》。他们发动学生，街头演讲，抵制日货，参加罢课游行示威及募捐，反帝反封建，成为平遥县籍学生在北平革命运动的积极组织及参加者。

1927年“4.12”大屠杀后，蒋介石同奉系军阀张作霖对共产党人、国民党左派血腥屠杀，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北京师范大学党组织决定向外地疏散一批共产党人士，其中李舜琴、阎林民夫妇及陈高傭分配到山西省委开展革命工作。

1927年9月，在山西太原的一些共产党员陈高傭、郭子奇、段灿均在清党之列，他们不能在太原继续进行革命工作，为了安全着想，回到平遥进行革命，经任行健、段灿与尹柏青、刘守中商量，同意在平遥进行革命，因此，陈高傭、郭子奇、段灿、任行健经常在尹柏青、刘守中家中聚会，分析形势，研究对策，进行革命活动。

1927年陈高傭回到杜家庄村时,进行革命宣传活动，当时，平介县县长胡汉平（原名陈显邦）之父陈生杰让他给扇子上题字，陈高傭在扇子上题字: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,好好读书,长大报国”, 并与本村梁学岸（原名梁永禄革命烈士）颇有交情，共同革命，在当地组织进行反帝反封建活动，提出改变当地人殡葬习俗，不哭、不穿白孝服，在胸前只戴白色花朵送葬。国民党反动派得知他进行革命活动后，一天夜晚，从南侯村出发，到杜家庄村实施抓捕，当晚陈高傭住在梁学岸家，躲过了一劫。

平遥早期革命者任行健，1927年9月在平遥县城内进行革命活动，被国民党发现后，1928年3月接受省委单独联系，以“无有先生”为化名，在香乐村进行革命活动，1928年9月被平遥国民党当局逮捕，拘押于太原清党委员会受审，其中审问任行健：是否参加“群新学会” ？是否认识陈高傭、段灿？任行健断然否定，后被营救。充分也说明陈高傭先生早期就参加革命，是平遥县的早期共产主义信仰者、革命者。

他在“文革”期间遭受残酷迫害，1976年去世，1979年彻底平反昭雪。去世前还未平反，大约在75年获得自由。回到故乡后无人敢留宿，都怕受牵连。当时我父亲是村干部，特别仗义，就把他留在我家里住了一晚上，他晚上不睡觉一直写作，我父亲并不知道写什么，第二天吃了饭，他给病中的我母亲留下了一元钱就走了，直到去世没有回来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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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高傭先生有一腔爱国热忱，更在历史学术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。他的名著《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分类统计表》，从“上帝”的视角观测，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证明：“天灾”和“人祸”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。

笔者在安全领域倾力研究，通过对陈先生《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分类统计表》深入分析，向我们当代人提示：

1、新的“天灾人祸”将影响社会历史发展进程。

2、新的可能发生的“天灾人祸”包括：影响巨大的安全事故、大面积流行性传染病（如本次疫情）、网络瘫痪、大面积停电、核泄漏、金融危机、能源危机等。

3、居安思危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“灾难”正在潜伏在我们身边，一旦触发诱因，它们的破坏力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，甚至影响历史进程。

4、积极关注并且牢牢掌控风险因素，化不利为有利、趋利避害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。

笔者分析“天灾人祸分类统计图表”发现：“天灾”和 “人祸”互为因果关系，大的“人祸”相比“天灾”其特征是：都是以“黑天鹅”形式突然发生，强度很大，极大地偏离“人祸”统计平均值，这种现象给预测“人祸”带来相当大的困难。 

“黑天鹅”“人祸”事件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，之所以纳西姆·尼古拉斯·塔勒布的《黑天鹅》认为“黑天鹅”事件不可预控是由于他忽视了“过渡过程”的客观存在。黑天鹅“人祸”事件发生前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和空间，即经过“过渡过程”才能发生黑天鹅事件，一些英明的帝王，在“过渡过程”中就采用有效手段以避免人祸。人祸的过渡过程从天灾发生开始。

“黑天鹅事件可以预防和控制的”。这个观点是我近几天反复读《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分类统计表》的最大收获。可以形象地表达为：黑天鹅要飞到某地，不是为了吃，就是为了求偶，权衡厉害选择飞行路线，飞行中必然要经过一定路程、占用一定时间，就是必然要经过一段“过渡过程”，在这一段“过渡过程”中，就可“射下”（预防和控制）黑天鹅。

“黑天鹅事件可以预控论”与笔者提出的抗违章技术理论“任何违章作业都可以在违章过渡过程中进行有效预控”恰巧暗合。

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，中华民族是经历无数天灾人祸锻炼的坚强民族，永远不会被任何灾难压垮。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证，有习总书记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指导，有全国人民的支持，有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舍生忘死、救死扶伤，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、身先士卒，有各界精英集思广益、献计献策，有民营企业家挺身而出、捐款捐物。上下同欲，众志成城，与疫病展开“总体战”。所以，抗击冠状病毒肺炎一定能胜利。 

端午节是中华民族传统全民防抗疫日，为了抗疫，夜不能寐！

郭春平端午夜于太原。

《抗违章技术理论与应用》（郭春平著 王国法院士序）